台灣漢人的人觀、疾病觀與民俗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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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648kb)。
本文发表于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共同主办的
「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24-25日。台北：南港。
台湾汉人的人观、疾病观与民俗疗法：
以收惊为例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摘要
有关台湾汉人的心理(精神)疾病与心理治疗之探讨，以往的研究较偏重于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及临床应用为主，而对于传统文化所延续下来之中国医学知识、方法与技术，以及一般民俗疗法(folk therapy)的了解，则相当有限与缺乏。有鉴于此，在当前台湾社会许多心理(精神)疾病患者仍十分普遍地寻求非西医疗法，或所谓另类疗法(alternative healing)的情况下，本研究认为这些求医或求助行为背后，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求医或求助者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是什么，他们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又如何影响或决定其求医的对象、方法与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疾病非仅是人生理上的病痛，它涉及人所处之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与态度，例如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的认识与经验，疾病的解释与处置等等。甚且，疾病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基于这样的观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了解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之「收惊者」对于人的身体及疾病的认识与观念，以及其处理与治疗疾病的方法，此即「收惊者」之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2)探讨「被收惊者」及其家属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并尝试了解其求医的心理与行为；(3)分析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治疗中之文化意涵。
在方法方面，本研究乃采取深度面谈方式来了解「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之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同时，并探讨前者对疾病的处置与疗法，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在人观方面，包括人观的形成、发展及变迁，人观与社会行动及生活实践之关系等；在疾病观方面，包括疾病的病症、病征、病因、疗法及预防，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与人观之关系，以及疾病与求医行为之关系等等。此外，本研究实际参与观察收惊仪式过程中，就仪式本身及其所关涉之象征符码系统(包括各种器物、符谶等)，加以系统性的分析，以探讨其中之文化意涵，及其可能的治疗意义。在样本方面，本研究将以5位不同「收惊者」为访谈对象与仪式观察的田野现象。同时，并以20位「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显示：收惊的起因乃一般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西医及其它另类疗法，无法处理或治愈人身体的不适或疼痛；于是寻求收惊治疗变成是另一种必要的选择。收惊者对病因的解释主要为：邪灵或无形之物侵犯或干扰到人的灵魂或魂魄，因而导致人的魂魄不稳定，甚至部分魂魄离开人体，人的种种生理症状于焉发生。在收惊者及被收惊者的观念中，人的构成主要有三，即肉体、气及灵魂；此三者各有其特性，但彼此之关系却极为密切。收惊仪式的有效性从人体之不适或病痛的减除可以得到验证；而其背后的机制或者来自收惊者之功力，或者来自神明之法力，从而使得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灵象征各自安置在其原本的位置，彼此重新得到一种动态而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可称之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平衡。此外，人体不正常之现象也有来自人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紧张的可能。收惊仪式的目的之一，即在处理人际之间的问题，从而使其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与圆融的状态；于是，收惊做为一种象征仪疗的文化性与社会性，乃重新被看到与被发现。
一、研究目标
以往国内学者有关民俗疗法中的宗教仪式的研究并不少，譬如宋锦秀(2000)、张珣(1993，1996)、林玮嫔(1999)等人有关「收惊」的研究，其中有详细的理论部分的描述，它们是以道家三魂七魄的概念来解释人的魂魄因各种因素而离开身体，因而可以「收惊」仪式来收惊。至于收惊是否有效，则缺乏有系统的研究。
灵魂之说并非汉人特有，犹太人，Baly，欧美人士、台湾原住民(黄应贵，1993)等等皆有此说，但一直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范围。即便是在中医的架构里，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疗法；倒是各民族的民俗疗法，常常可观察到「灵疗」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倡导多元典范，承认这些疗法的存在性外，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理清这些疗法的有效性之社会与文化意涵，以及它的局限性。因此本计划将针对「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做深入的访谈研究，重点除放在身体观、人观、疾病观的了解之外，更想了解的是前者之处置与疗法的文化意涵，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换言之，本研究之目的是：
1. 探讨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收惊者」与「被收惊者」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
2. 探讨「收惊者」对疾病的处理与疗法，以及「被收惊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
3. 探讨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疗法中的文化意涵。
二、研究背景与缘起
台湾学术界对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反省与推动，或许可以将《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李亦园、杨国枢，1974)这本书的出版视为开端。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其目的之一在于「得以促进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或科际合作的趋势。」该书的主题是有关「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讨论，而其知识背景是在所谓「文化与人格」研究取向的影响之下蕴育而成。
在学术研究「中国化」的第二波运动中，《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出版(杨国枢、文崇一，1982)，正是该项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展现。诚如两位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而其目的与意义之一，在于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
显然地, 十多年来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学术运动与知识论述，对于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刺激与启发，是相当明显且巨大的，其结果更具体表现在杨国枢(1993)所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个问题上面。于此之前，所谓「心理学本土化」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等议题的讨论，已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杨中芳，1991)。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份国内最早标榜「本土」的学术性期刊的正式问世，正代表当时国内心理学者，尤其是人格及社会心理学者的学术意识型态与研究方向。诚如《本土心理学研究》之发刊辞所提及：有志于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学者，皆认为要深入探讨三地(指台湾、香港、大陆)民众之心理与行为的共相及殊相，别无他途，只有采取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善用这样的策略才能适切有效地描述、分析及理解三地华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并进而建构恰当而有用的本土性理论。
延续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思维模式，杨中芳(1993)在「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能：(1)更真切及全面地去描述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现象；(2)提供一套有系统的解释架构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本土化研究之前，必须寻求如何将文化∕历史∕社会等观念放入研究思考架构之中 ......
本文发表于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及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共同主办的
「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24-25日。台北：南港。
台湾汉人的人观、疾病观与民俗疗法：
以收惊为例
余安邦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摘要
有关台湾汉人的心理(精神)疾病与心理治疗之探讨，以往的研究较偏重于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方法工具及临床应用为主，而对于传统文化所延续下来之中国医学知识、方法与技术，以及一般民俗疗法(folk therapy)的了解，则相当有限与缺乏。有鉴于此，在当前台湾社会许多心理(精神)疾病患者仍十分普遍地寻求非西医疗法，或所谓另类疗法(alternative healing)的情况下，本研究认为这些求医或求助行为背后，更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求医或求助者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是什么，他们对身体与疾病的认识与观念又如何影响或决定其求医的对象、方法与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疾病非仅是人生理上的病痛，它涉及人所处之文化传统的基本观念与态度，例如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的认识与经验，疾病的解释与处置等等。甚且，疾病乃具有文化的特殊性格，它是由文化╱社会所建构。基于这样的观点，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了解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之「收惊者」对于人的身体及疾病的认识与观念，以及其处理与治疗疾病的方法，此即「收惊者」之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2)探讨「被收惊者」及其家属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并尝试了解其求医的心理与行为；(3)分析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治疗中之文化意涵。
在方法方面，本研究乃采取深度面谈方式来了解「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之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同时，并探讨前者对疾病的处置与疗法，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在人观方面，包括人观的形成、发展及变迁，人观与社会行动及生活实践之关系等；在疾病观方面，包括疾病的病症、病征、病因、疗法及预防，疾病的命名与分类，疾病与人观之关系，以及疾病与求医行为之关系等等。此外，本研究实际参与观察收惊仪式过程中，就仪式本身及其所关涉之象征符码系统(包括各种器物、符谶等)，加以系统性的分析，以探讨其中之文化意涵，及其可能的治疗意义。在样本方面，本研究将以5位不同「收惊者」为访谈对象与仪式观察的田野现象。同时，并以20位「被收惊者」及其家属为研究对象。
研究结果显示：收惊的起因乃一般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西医及其它另类疗法，无法处理或治愈人身体的不适或疼痛；于是寻求收惊治疗变成是另一种必要的选择。收惊者对病因的解释主要为：邪灵或无形之物侵犯或干扰到人的灵魂或魂魄，因而导致人的魂魄不稳定，甚至部分魂魄离开人体，人的种种生理症状于焉发生。在收惊者及被收惊者的观念中，人的构成主要有三，即肉体、气及灵魂；此三者各有其特性，但彼此之关系却极为密切。收惊仪式的有效性从人体之不适或病痛的减除可以得到验证；而其背后的机制或者来自收惊者之功力，或者来自神明之法力，从而使得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灵象征各自安置在其原本的位置，彼此重新得到一种动态而紧张的平衡；这种平衡可称之为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平衡。此外，人体不正常之现象也有来自人际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紧张的可能。收惊仪式的目的之一，即在处理人际之间的问题，从而使其达到一种平衡、和谐与圆融的状态；于是，收惊做为一种象征仪疗的文化性与社会性，乃重新被看到与被发现。
一、研究目标
以往国内学者有关民俗疗法中的宗教仪式的研究并不少，譬如宋锦秀(2000)、张珣(1993，1996)、林玮嫔(1999)等人有关「收惊」的研究，其中有详细的理论部分的描述，它们是以道家三魂七魄的概念来解释人的魂魄因各种因素而离开身体，因而可以「收惊」仪式来收惊。至于收惊是否有效，则缺乏有系统的研究。
灵魂之说并非汉人特有，犹太人，Baly，欧美人士、台湾原住民(黄应贵，1993)等等皆有此说，但一直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医学的范围。即便是在中医的架构里，也没有由此发展出来的疗法；倒是各民族的民俗疗法，常常可观察到「灵疗」的存在。笔者认为除了倡导多元典范，承认这些疗法的存在性外，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理清这些疗法的有效性之社会与文化意涵，以及它的局限性。因此本计划将针对「收惊者」、「被收惊者」及其家属做深入的访谈研究，重点除放在身体观、人观、疾病观的了解之外，更想了解的是前者之处置与疗法的文化意涵，以及后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换言之，本研究之目的是：
1. 探讨民俗疗法收惊仪式中，「收惊者」与「被收惊者」的身体观、人观与疾病观。
2. 探讨「收惊者」对疾病的处理与疗法，以及「被收惊者」之求医心理与行为。
3. 探讨收惊仪式过程及其象征符码系统在身心疗法中的文化意涵。
二、研究背景与缘起
台湾学术界对于「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反省与推动，或许可以将《中国人的性格：科际综合性的讨论》(李亦园、杨国枢，1974)这本书的出版视为开端。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指出其目的之一在于「得以促进社会科学科际综合研究或科际合作的趋势。」该书的主题是有关「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的讨论，而其知识背景是在所谓「文化与人格」研究取向的影响之下蕴育而成。
在学术研究「中国化」的第二波运动中，《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的出版(杨国枢、文崇一，1982)，正是该项运动最具体的成果展现。诚如两位作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强调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要发挥人的共同性，而且要发挥中国人的中国性；而其目的与意义之一，在于使社会及行为科学的研究更能反映与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特征，如此则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活动才能更为有效，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可靠。
显然地, 十多年来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学术运动与知识论述，对于国内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刺激与启发，是相当明显且巨大的，其结果更具体表现在杨国枢(1993)所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个问题上面。于此之前，所谓「心理学本土化」或「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等议题的讨论，已于198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杨中芳，1991)。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这份国内最早标榜「本土」的学术性期刊的正式问世，正代表当时国内心理学者，尤其是人格及社会心理学者的学术意识型态与研究方向。诚如《本土心理学研究》之发刊辞所提及：有志于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学者，皆认为要深入探讨三地(指台湾、香港、大陆)民众之心理与行为的共相及殊相，别无他途，只有采取本土化的研究策略；善用这样的策略才能适切有效地描述、分析及理解三地华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并进而建构恰当而有用的本土性理论。
延续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思维模式，杨中芳(1993)在「试论如何深化本土心理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主要目的是要能：(1)更真切及全面地去描述中国人的心理及行为现象；(2)提供一套有系统的解释架构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现象。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本土化研究之前，必须寻求如何将文化∕历史∕社会等观念放入研究思考架构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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